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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40年砥砺奋进，深圳从边陲小镇成长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都市，香港见证并参与了这段历程。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，香港在回归祖国23周年之际，也迎来了有如“定海神针”的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，“一国两制”的伟大实践开启历史性新节点。香港，正迎来扬帆再出发的最佳契机。即日起，我们开设“香港扬帆再出发”专题报道，专访香港各界人士，畅谈港深及粤港合作的无限可能，并展望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当中的发展前景。

港深两城长期探索打通要素流动和规则衔接的壁垒，以实现优势叠加。近来，又加快了步伐。

“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没有先例可以参考的，很多方面要靠创新。但反过来看，由于差异性的存在，如果能够有一些创新能够达到1+1>2的效果，对未来整个区域的发展可能有更强的推动作用。”10月27日，香港“一国两制”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。

方舟兼任多项公职，包括香港友好协进会提案委员会副主任、香港特区政府的内地经贸合作咨询委员会贸易配套小组召集人等，他曾参与推动港深共建的落马洲河套地区“港深创新及科技园”项目。

自由港与“双城经济”

南都：香港近日公布的失业率位于16年来的高位。在你看来，香港经济近年所受的连番打击反映出了产业结构的哪些特点？

方舟：香港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受到几重不利因素的影响，第一个当然是“修例风波”，但社会现在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。

目前还有新冠肺炎疫情对香港经济构成较大压力。疫情暴发以来，香港与其他口岸之间接近封闭，零售、酒店、餐饮、旅游、航空等行业都受到较大影响。特区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出台了三轮的防疫抗疫基金、保就业计划，但失业率还是明显上升，预计在未来的一个季度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。

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，本身是自由港，好处就是营商便利，各路资本各路人员都在这个地方聚集，而天然的缺陷是受外围因素的打击较大。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。包括国际金融危机的各种事件中，香港都是特别容易受影响和打击的。

南都：最近港府高层多次提及期望打造港深“双城经济”。在你看来，可以如何实现？

方舟：香港和深圳作为大湾区规划的两个主要城市，在产业结构经济特征上有很大的分别和互补性，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粤港澳大湾区跟全球其他几个也是湾区的核心经济区有很大不同，它在一个城市群里有两种制度、三个关税区、三个法律体系、三种货币，这导致包括人、财、物和信息在内的各种要素，存在跨境流动的障碍和规则的不衔接。

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没有先例可以参考的，很多方面要靠创新。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创新，也要靠制度上的创新。但反过来看，由于差异性的存在，如果能够有一些创新能够达到1+1>2的效果，对未来整个区域的发展可能有更强的推动作用。

科创领域：在边界开辟试验田

南都：在科创领域，港深各有什么特点？

方舟：香港和深圳在发展科技创新产业上，各自的优势和弱点都很明显。香港这一边，有比较好的研究型的大学，容易吸引国际人才，同时作为自由港有一些特殊的营商环境的优势，包括整体的低税制，货物进出口的自由和免税，但一直没有科技产业化的力量。

至于深圳，过去20年中涌现出一批国际级的科技公司，而在货物的进出口和税制方面，以及国际化的环境、高校的基础科研方面，与香港比有所不足。

南都：目前有哪些“优势互补”的探索？

方舟：在深港的边界的落马洲河套地区，有一个港深创新及科技园。为什么建设这样的区域？就是想在边界上的一个特殊区域，实现两边优势的叠加。

在边界上建立一个合作园区，一边吸引国际的高端科研人才，一边鼓励包括内地和国际的科技企业设立研发中心。这里的研发中心，在有些体制比如税收上参照香港，对人才就很有吸引力，同时又依托于深圳的产业基础和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。

这个区域也是一个实现人、财、物要素跨境便利化流动的试验平台。比如过去科研资金不能跨境流动，跟生物医药有关的样品不能跨境流动，药物和医疗器械也不能够互通，因为两边药物监管系统不同。深港双方希望在一个特殊的合作园区里，逐渐实现打通。

这个园区的建设其实讨论了很多年，我本人也参与其中。最终2017年双方签订协议共同建设。现在分成南、北两个园区，河的南侧是港方园区，占地一平方公里，河的北侧是深方园区，大概三平方公里。

除了这个合作区之外，国家也非常鼓励深港之间在重大基础科学设施方面的合作，鼓励香港高校在深圳和珠三角其他城市设立校区，深港携手吸引人才，尤其是国际科技人才回流。特别是华裔的人才，现在在西方国家可能会受到一些压力，吸引他们回流其实是深港下一步可以合作的方面。

“医疗、教育、养老，港深都有合作空间”

南都：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去年出台后，推动了哪些变化？

方舟：变化还是很明显的。在此之前粤港澳合作谈得很多，但基本是三地政府自己来谈。《纲要》一个最大的意义是有了一个顶层规划，还有顶层的协调机制，能够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。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，推出了很多具体的政策，惠及三地民众。

举一个例子，过去很多香港企业家、专业人士也经常北上出差，但如果在内地停留超过183天，不管是因为游玩还是工作，都要按照内地的税率来交税。我听他们说，他们每年每天都要让秘书在日历上勾一勾，算一算，累计超过180天秘书就会提醒他们注意行程。

《纲要》出台后，专门有一个政策，对高端境外人才可实行看齐港澳税率的特殊安排，当然差额部分是由地方政府财政补贴。这确实解除了他们到大湾区工作的一个困扰。

南都：在民生方面呢？

方舟：再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，手机漫游费的问题，在《纲要》出台以后，两地推出很多跨境的月费计划，使得手机漫游费都大大下降了。

最近，深圳综合改革试点40条首批授权事项清单里有一条，允许深圳指定的医疗机构使用在内地尚未注册、但在港澳已注册的药物和医疗器械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大家都知道在内地走药物审批的程序流程是比较长的，整个临床试验都要重新做，动辄七八年很正常。

未来，包括医疗、教育、养老，港深都有一系列的合作空间。

“通过深圳为香港年青一代创造更多机会”

南都：你平时接触到的香港青年群体都是怎么看待大湾区的规划的？

方舟：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几乎所有香港人都知道。你说香港青年不知道大湾区、深圳有很多机会？他们知道。但问题是很多人会说，“我对那里不熟”，“普通话不好”，“又没有朋友”。其实可以理解，对于缺乏社会和工作经验的青年来说，要到一个相对不那么熟悉的环境发展，还是会觉得困难，心理上有障碍。

香港现在面临不少挑战，发展空间，包括住房空间，都受到非常大的局限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通过深圳为香港尤其年青一代创造更多的机会，其实也是国家交给深圳的一个重要任务。

我觉得深港两地在这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交流合作，让港澳的青少年对深圳的发展和环境有更深的认识。

来源：http://www.liuxuehr.com/news/jiaodianzixun/2020/1029/41144.html